【評論】新詩為什麼沒有大詩人？（四）
西 渡
（續上期）
新詩百年來這種反復的失敗確實值得我們深思。這種失敗屬於個別的詩人，還是屬於詩人這個共同體？造成這種失敗的原因有哪些？哪些是內在的原因，哪些又是外在的原因？什麼是中國詩人最要命的阿基琉斯之踵？這些問題都值得認真的探究。
1949年以前的第一次失敗，文學史家和批評家常常歸因於嚴酷的社會、歷史環境，認為現代中國戰禍綿延、內外交困的嚴酷環境打斷了詩人自然成長的進程，讓一代詩人錯失了成長為大家的機會。這種說法表面看有一定道理，但細想卻站不住腳。試想，蘇聯、東歐的詩人，像帕斯捷爾納克、曼傑斯塔姆、阿赫馬托娃、茨維塔耶娃、米沃什、赫貝特……，人家還不一樣生活在類似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嚴酷環境中，他們取得的成就又豈是郭沫若、艾青可比？唯一可以用這個理由開脫的可能是穆旦。穆旦寫作的中斷帶有被迫的性質，後來他轉而以極大的毅力和熱情從事詩歌翻譯工作，並取得重大成就，為現代漢語詩藝探索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其頑強人格令人肅然起敬。但是，翻譯畢竟不能替代創作。穆旦晚年重啟寫作，這些作品曾得到很高的讚譽，但我個人看法，與其早年作品相比，它們失去了意識和感受的複雜和精微，並不能算穆旦的成功之作。穆旦的情況和最好的蘇東詩人比起來，也還是有所遜色。
朦朧詩人的失敗，多歸因於其教育經歷的不完整所造成的學養的欠缺，多方面的感性、理性潛能的未及開放。其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其精神結構的缺陷。朦朧詩人在其精神發育的關鍵時期，長期生活在物質和思想都定量配給的單一集權體制下，其精神結構深受這一體制的規訓和影響，而與之具有內在的同構性。但在同樣甚至更嚴厲的處境下，布羅茨基依然成就為無可置疑的大詩人。可見，朦朧詩人的失敗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第三代詩人在擁有前述優勢的情形下，依然沒能打破魔咒，尤其值得我們反省。有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現代漢語本身的限制，或許現代漢語作為詩歌語言不夠成熟，或許它就不是詩歌表達的理想語言。如果這個理由成立，倒是可以解釋百年來現代漢詩的屢次失敗。但是，現代漢語的詩歌翻譯實踐可以反駁這樣的推論。馮至、戴望舒、趙蘿蕤、穆旦、羅洛、李野光、王央樂、智量、江楓……等一大批傑出的詩歌譯家已經成功轉譯了里爾克、洛爾迦、惠特曼、普希金、拜倫、瓦萊裡、埃裡蒂斯、塞菲裡斯、艾略特、奧登、聶魯達、博爾赫斯、狄金森等西詩的大家和名家，其中有些詩人的作品是以表達的幽微複雜和難解難譯著稱的。這種成功的翻譯實踐證明現代漢語作為詩歌表達的語言具有足夠豐富的表現力和韌性，經得起不同語種、不同詩人、不同風格作品轉譯過程中的強力敲打和揉捏，體現了巨大的適應性。這樣看來，把詩人的失敗歸於現代漢語實在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注：篇幅所致，本文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