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東蕩子詩歌獎”：我們的判斷和思考（四）

對話嘉賓：世賓、藍藍、張桃洲

世賓：“東蕩子詩歌獎”獎評出了這三位詩人和批評家，至少我們是希望——我們的理想就是為當代詩歌寫作和批評樹立一個標高，甚至對新時期以來這三十多年詩歌實踐，在它的發展上有一個糾偏的作用。我覺得近三十年，準確說是80年代的“第三代”詩歌運動濫觴的個人主義寫作，在90年代與消費性的大眾文化結合所導致的一種取消深度、告別歷史經驗的日常性寫作，事實上是一個不斷的個人化、欲望化、物質化的過程。優秀的詩人常常被湮沒在大眾的視野之外，被遺忘了；和大眾媒體的合謀把日常性寫作、娛樂性寫作催生為這個時代的主流寫作。像大眾媒體中所談論的那些詩人，或者就我身邊普通讀者所接受的詩歌，都具有很強的日常性，即這些詩歌表達的是日常個人的悲喜，他們的欲望，他們的訴求。他們認為這樣的詩歌更靠近甚至貼近人心，貼近日常人的心。那種具有對人類精神、文化更富有力量的詩歌倒被遺忘了。真正的詩歌在現實之外創造新的生命空間、創造新的生命可能；我覺得詩歌在我們的生命中的重要性並不是作為日常的自我抒情，而是應該創造一個新的可能，並且召喚我們的生命去為之努力

張桃洲：我接著你的話講，借此對當代中國詩歌這三十多年的發展談談自己的看法。坦率地說，作為一個當代詩歌的研究者、一個較為持續的觀察者，同時作為一個忠實的讀者，我對它的現狀和未來發展的感受頗為複雜。簡略回顧一下歷史不難發現，當代詩歌從朦朧詩開始，還能夠以某種方式參與社會文化的建構，與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發生著緊密的關聯。然而，1990年代以降，詩歌的境遇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隨著那些眩人眼目的“先鋒”或“另類”寫作不再被視為異端，轉而成為某種時尚；對種種花樣翻新的寫作“試驗”的責難，也不再構成“偏見”的一部分和詩學“對抗”的理由，詩歌曾有過的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力悄然喪失了，詩歌不再被矚目，同時也無力參與到社會文化的構建中。這種情形在21世紀以來的詩歌中不僅沒得到任何改觀，反而愈演愈烈。這巨大的落差顯然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為什麼會這樣？剛才世賓談到了個人主義，這確實是值得反省的一個因素。駱一禾在1980年代就曾經批評過一種源自個人主義的自大和虛妄及其對詩歌造成的損害，他個人的詩學抱負非常宏大、詩歌氣度也非常開闊，絕非時下一些小家子氣的寫作所能比。很可惜他英年早逝，他的詩歌理想抱負沒有得到持續。進入1990年代以後，駱一禾指責的那種詩歌中的個人主義，以及種種日常化寫作的弊端愈演愈烈，致使當代詩歌趨於碎片化、瑣碎化。當前充斥於詩壇的大都是一些好熱鬧的、嗓門很高的、自認為真理在握的說教者和表演者，他們時不時地以某種“事件”進入大眾的視野，以詩歌之外的“招數”吸引眼球，一些不明就裡的人由此被迷惑了，說當代詩歌就是他們表現出的那個樣子。普通讀者是難以看清或有耐心辨認當代詩歌的真實面目的。

（敬請留意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