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樹下】禪說毛澤東（一）
（文 / 寂山禪師）
大道至簡——黃檗佛法無多子
禪宗三祖僧璨大師在《信心銘》中有“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之言。說探究極致的大道並不困難，唯有分別之心，會讓我們離道越來越遠。如愛憎取捨的情識去除，真理就會歷歷在目地顯示出來。
理論如此，要真實印證，卻也要經過一番周折。臨濟義玄是臨濟宗的開山祖師，他在黃檗禪師座下三年未能悟道。當時睦州擔任首座，看到義玄器宇不凡，就點化他說：“你到這裡已有多時，為什麼不去向老和尚問法？”
臨濟問：“問什麼法呢？”
睦州說：“你就問：‘什麼是佛法大意？’”
臨濟便去問黃檗，話還沒有說完，黃檗舉棒就打。
義玄回來後，首座問：“你去問法怎麼樣？”
義玄答道：“我話還沒有說完，和尚就打。”
首座說：“你再去問。”
義玄又去問，黃檗又打。就這樣三度發問，三度被打。義玄便對首座說：“承首座提醒去問法，我三度去問，三度被打。恐怕我的因緣不在這裡，我還是到別處去參訪吧。”
睦州說：“你如果要走，也要去跟師父說一聲。”之後，睦州先來到黃檗處，對他說：“這個年輕人，非常難得，師父何不雕琢雕琢，使他成為一株大樹，留給後人作蔭涼呢？”
黃檗點頭同意。義玄來辭行的時候，黃檗說：“你要想獲得開悟，不能到別的地方去，只要到高安灘頭大愚和尚那裡，他一定會啟發你。”
臨濟來到了大愚那裡，把以前的事說了，問：“我到底錯在哪裡呢？”
大愚說：“黃檗這麼老婆心切，只是為了使你能夠早日開悟，你還在這裡問有什麼過錯!”
臨濟聽了，頓時大悟，說：“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
大愚一把掐住他說：“你剛才還問有過無過，現在又怎敢說黃檗佛法無多子。你看出了什麼道理？快說，快說！”
臨濟便向大愚肋下擂了三拳。
大愚一把推開臨濟，說：“你的師父是黃檗，不幹我的事。”
後來有人評唱：原來佛法無多子，從此長禦白牛車。
在中國文化裡，歷來就有“大道至簡”的說法。高深的大道理（指基本原理、方法和規律），究其實質是極其簡單的，簡單到一兩句話就能說明白。所謂“真傳一句話，假傳萬卷書”。
毛澤東曾在上世紀60年代談將來如何打仗時說：打仗沒有什麼巧妙，簡單說就是兩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是集中兵力消滅敵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這就叫打得贏。那麼打不贏呢？就走，走得遠一點，使敵人不知你到哪裡去了。
毛澤東指揮紅軍的第二次反“圍剿”時就有對打和走的生動描述：
飛將軍自重霄入。
七百里驅十五日，
贛水蒼茫閩山碧。
橫掃全軍如卷席。
第三次反“圍剿”前後歷時60多天，6次作戰僅占7天時間，其餘時間都是在“走”或短暫的休整中。
“走”是擺脫被動的主要形式。毛澤東說：“在許多情況下，‘走’是必須的。……走是脫離被動恢復主動的主要方法。”並認為，打和走，是弱勢軍隊的致勝之法，也是他軍事思想的精華。
毛澤東指揮軍隊最著名的“走”就是長征。正如毛澤東所說，從瑞金算起，我們走了一年多時間，每人開動兩隻腳，走了兩萬五千里。毛澤東“得意之筆”乃四渡赤水，為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毛澤東以“走”制敵，指東打西，指南打北，飄忽不定，縱橫馳騁在雲貴高原，用“走”甩開了強大的敵人，突破了蔣介石的重重包圍，最終結束了被敵窮追不捨的被動局面。
一個“走”字，就把千頭萬緒、錯綜複雜的戰爭概括了，不可謂不“簡”。
在延安，一次胡耀邦被毛澤東問及什麼是政治的問題，胡耀邦大談關於政治的基本理論及他自己的理解。毛澤東似乎不以為然說，我看啊，政治的問題，也沒你說的那麼複雜，就是兩句話，就是把擁護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
可見毛澤東看問題和思考問題總是站在了哲學的高度，高屋建瓴，縱觀全域，把握核心。
毛澤東在談論治國之道時，也是大道至簡。
他說：“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如果我們用毛澤東的這個法寶，看待現在，乃至任何時期千奇百怪、錯綜複雜的現象，絕不會被迷惑，所以毛澤東思想是佛法的大圓鏡智，立即會讓一切妖魔鬼怪原形畢露，無所遁形。
路線，就是立場，就是方向。你所做的事是對誰有利的？是對大多數人民有利？還是對少數利益集團有利？還是對國際壟斷資本有利？不要聽他們誰講得天花亂墜，所謂“依法不依人”。誰講什麼花言巧語也沒用，看他在做什麼，走哪條路線。
當毛澤東在看待一個政治人物時，依然是看他的立場和代表誰的利益。蒙哥馬利和毛澤東的對話，就很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 ----
蒙：“我衡量一個政治領袖的標準，是看他是否會為了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你同意不同意這樣一種標準？如果一個領袖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他就不是一個好人。”
毛：“我的意見是這樣的，一個領袖應該是絕大多數人的代言人。”
蒙：“但是他也不能犧牲他的原則啊!”
毛：“這就是原則，他應該代表人民的願望。”
蒙：“他必須帶領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他必須是為了人民的利益。”
我們可以感受到毛澤東思想其實也是“無多子”，他是至大至剛，至簡至易，他的所思、所想、所為，是赤裸裸的“赤子之心”，是“必須是為了人民的利益”。
禪是實相無相，無所住生心——沒有自己的私心私利。
獨立自主——尿是小事，須是老僧自去始得
菩提達摩航海到廣州登岸，結廬為庵，號西來初地，之後到少林寺面壁九年，傳法于二祖慧可，六傳至慧能，一花五葉從此開遍中華大地。
關於達摩西來意，歷代皆有評說，以宋代劉安世和李綱的說法尤有見地。
劉安世《元城語錄解》卷上：“佛法到梁弊矣，人皆認著色相。至於武帝為人主，不知治民，至亂天下，豈佛意也。蓋佛法只認著色相，則佛法有可滅之理。達摩西來，其說不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
李綱《梁溪集》卷一三五：“佛教既入中國，學者滯于名相，不見宗旨，多失大乘，墮于聲聞獨覺境界。於是達摩西來，教外別傳正法眼藏。不假修證，直指心源，見性成佛。”
此二人的評說直接指出，達摩西來“彌補了佛教在中國發展的弊端，從而拯救了佛教”。“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可見達摩西來的非凡意義。當然這是從世俗的角度來評判。
而宗門門下人，于諸方參學時，也把達摩西來，作為一探究本源自性的話頭。對於達摩西來、祖師西來意等宗門話頭，歷代祖師皆有精彩的問答。如：庭前柏樹子、麻三斤、幹屎䦆........
這些禪語多是機鋒相應，或是截斷理路，或是以實相示人......無外乎，就是要學人不要在經典上搜索考據，不要被前人的觀點索縛，要敢於在自性上狠下功夫，另闢蹊徑，有獨自的建樹。而臨濟義玄禪師更是在人的本體上直接說破。他說：從前達摩西來東土，只是尋覓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這個“不受人惑”就是不迷惑，不妄想執著，不顛倒夢想。也就是龔自珍所講的：不自欺、欺人、被人欺。也是曾子說的：“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而要做到這個“不受人惑的人”，就要有獨立人格，有獨立的思維，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權威，不迷信經典，“六經皆我巨注”。三藏十二部也是我的“巨注”，諸佛祖師所說法，皆是我“巨注”。也就是毛澤東提倡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早在1930年，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針對教條主義指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這些觀點的提出，已顯露獨立自主的端倪。
到1935年的遵義會議後，隨著毛澤東在中共的地位的確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成為理論和實踐的原則。
1942年的整風運動是一次打破教條主義思想束縛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毛澤東還特意強調指出：“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從此走上了更加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莊嚴宣佈：“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在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毛澤東提出：“如有外國人提到外國政府調解中國內戰等事，應完全拒絕之。”即使史達林派特使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劃江而治，也被毛澤東拒絕。正是在這時，毛澤東反而發出“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豪邁宣示。
獨立自主，不被人欺是一切真英雄、大丈夫的標誌。
然而毛澤東的獨立自主並非拒絕向別人學習和接受外援。接受外援，和獨立自主在毛澤東的思想裡從來是辯證統一的。關於“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問題，他對衛士長李銀橋說：“銀橋呵，你說是有人援助我們好，還是自力更生好？” 李銀橋的回答讓毛澤東感到滿意：“‘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有援助更好，沒援助自己幹！” 毛澤東就會感慨地說：“是麼，我們要自力更生；在延安，我們就是靠了自力更生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