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中國共產黨犧牲精神的理論形成（連載二）
【摘要】
為了理想信念甘於犧牲乃至奉獻生命的犧牲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奠基的政治品格。作為理想主義的集中體現，犧牲精神尤其是殉道行為在傳統中國一般只屬於智識階層，中國共產黨較為成功地將其推廣向普羅英雄，呈現出理想主義平民化的特徵。中國共產黨用集體主義式的“革命英雄主義”揚棄了傳統生死哲思，並且訴諸老百姓的利益訴求與心理特點以減輕生死顧慮。犧牲精神的理論形成與機制推廣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信仰上獨特的政治智慧。
作者丨陳晴
來源丨昆侖策研究院
轉編丨“北京大學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於《社會主義研究》2023年第3期
（續上期：一 理想主義平民化：犧牲精神的理論生成（一）主體擴展：馬列主義理論對犧牲精神的下沉訴求①）
一 理想主義平民化：犧牲精神的理論生成②
（一）主體擴展：馬列主義理論對犧牲精神的下沉訴求②
這一特徵可用表格概括表示（瀏覽第一期網頁圖片【表1 馬列主義犧牲觀的自我定位】）。
這一犧牲精神在理論設定上的承擔主體、生成邏輯就與“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齊、“以身殉道不苟生”的文天祥等傳統烈士有著本質區別。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也是從主動和被動兩個層面，尤其是無止期的犧牲不如一時犧牲的被動層面接納犧牲精神平民化的。
如蔡和森提出，如果革命不可避免，那麼共產革命作為有組織的革命，或許還能免掉將來更為流血恐怖的動亂[5]。當時軍閥混戰、政治迫害的現實也暗示著他們，偽和平不過是無止期的犧牲[6]。在這一前提下，底層的反抗拼命行為被視作犧牲精神加以承認與肯定。根據張太雷的觀點，二七運動可以說明犧牲精神已從傳統的智識階級接替至工人階級[7]。
（二）品質接軌：從志士犧牲精神到具備“黨性”的組織忠誠①
作為外來“主義”與知識份子精神結合後層次下沉的產物，中國共產黨犧牲精神並非底層的逞兇鬥狠，而與清末民初志士為首的激進派道德具有更近的親緣性。清末志士將對現世享樂及肉體生命的摒棄塑造為新的革命道德，並以此作為革命成功的基本前提[8]。中國共產黨主流言論雖然批評志士革命的主體局限性，但高度讚揚肯定其中的犧牲精神。如張聞天評價戊戌變法是“脫離群眾並且本身是害怕與反對群眾的”先進分子上層改良主義，但肯定犧牲精神的可歌可泣[9]。中國共產黨犧牲精神在若干要求上也沿用了志士犧牲觀（瀏覽第一期網頁圖片【表2 清末民初志士與中共早期黨員部分犧牲言論對比】）。
兩者的差異是微妙的。清末志士的犧牲精神不排斥個人獨特名聲的兼得，中國共產黨則較為排斥個人英雄主義。犧牲精神意味著在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傷亡、損失的同時，為組織利益的最大化鬥爭到最後一刻。默默付出、忍辱負重者相較於慷慨激昂者更被視作具備犧牲精神
周逸群就曾批評黃埔學生為證明自己“不怕死”，只願去前方而不願做後方工作。周指出，犧牲精神是看是否恪守黨的紀律，能否盡忠他的職務，而不是是否獲得烈士的名聲[18]。惲代英認為，雜誌通訊欄上呼籲暗殺的青年人只是浪漫成性卻不願意加入組織，“於是借手槍炸彈等話以自掩其遊惰的痕跡”[19]。
瞿秋白臨死前在《多餘的話》中也談及，當政治職責與個人偏好發生衝突時，需要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必須自覺讓渡與壓抑一部分情感偏好上的“自我”[20]。犧牲精神的意義必須要建立在高度組織性的基礎之上，這一命題在大革命時期已成為中共領導層的基本指向。如張太雷認為，國民黨改組前也有犧牲，但效果不大，國民黨改組後成績突顯，這便是組織的效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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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校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