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中國共產黨犧牲精神的理論形成 (連載一)

发布时间:2023/09/02 点击数:

【摘要】

為了理想信念甘於犧牲乃至奉獻生命的犧牲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奠基的政治品格。作為理想主義的集中體現,犧牲精神尤其是殉道行為在傳統中國一般只屬於智識階層,中國共產黨較為成功地將其推廣向普羅英雄,呈現出理想主義平民化的特徵。中國共產黨用集體主義式的“革命英雄主義”揚棄了傳統生死哲思,並且訴諸老百姓的利益訴求與心理特點以減輕生死顧慮。犧牲精神的理論形成與機制推廣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信仰上獨特的政治智慧。


作者丨陳晴

來源丨昆侖策研究院

轉編丨“北京大學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於《社會主義研究》2023年第3期


中國共產黨是具有偉大政治理想的政黨,為了理想信念甘於奉獻乃至犧牲的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奠基的政治品格。


犧牲精神,又稱自我犧牲精神、獻身精神,一般指願意為崇高目的付出個人乃至生命的代價,尤其表現在為信仰犧牲生命的行為中。在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裡,建國前共劃分有十七類偉大精神,其中十四類與犧牲精神有關[2]。犧牲精神,尤其是犧牲行為的研究,有利於規避信仰表述與應景附和的道德說辭的區分難題,增進政治信仰相關研究的說服力。


學術界雖然對中國共產黨犧牲精神已有一定理論成果[3],對諸如瞿秋白、方志敏等典型烈士犧牲精神的研究尤為豐富。但是,中共犧牲精神與其它犧牲精神相較而言的獨特性並未得到系統研究,本文擬從理想主義平民化的角度試探討一二。


所謂理想主義,指的是追求超乎現實乃至完美主義的精神價值。所謂平民化,指的是行為主體下移至低社會地位,或更在意世俗生計的群體。犧牲精神作為典型的理想主義精神,與“平民化”似有矛盾。


從儒者的捨生取義、“以身殉道”到清末志士的自殺與暗殺熱潮,信奉犧牲精神的主體一般為政治或文化精英,即便近代各派政治改革都希望激發民眾為國奉獻的主人翁意識,但這一希望大多流於宣傳,與民眾關係甚微。具有跨時代意義的是,中國共產黨史無前例地建成了屬於普羅英雄的犧牲精神,重塑了既往理想主義的精神譜系。


一 理想主義平民化:犧牲精神的理論生成 ①


中國共產黨犧牲精神繼承了中國傳統仁人志士捨生取義、為國盡忠的高尚品德。但是,方志敏終究不同于文天祥,中國共產黨烈士信仰的是馬克思主義,與傳統志士的信仰、自我期許與行為特徵都有所差異。這些差異構成理解中共犧牲精神的線索。


(一)主體擴展:馬列主義理論對犧牲精神的下沉訴求 ①


科學社會主義關於無產階級歷史使命有一重要原理: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作為結構性不公秩序下首當其衝的受害者的應激反應,犧牲精神首先是無產階級基於兩極分化世界觀下被壓迫群體爭取出路的被動要求,進而由其中的領導者轉變為一種主動品質(後被列寧稱作“群眾英雄主義”)。


列寧通過開創布爾什維克政黨理論,使得犧牲精神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對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高度凝結,進一步提高了犧牲精神的道德價值。俄羅斯東正教文化對於受難、犧牲的崇敬[4],支撐了以犧牲精神通達不朽價值的文化基因。


(未完待續。掃碼二維碼進入官網閱讀完整內容及注釋。歡迎關注下一期:一 理想主義平民化:犧牲精神的理論生成(二)品質接軌:從志士犧牲精神到具備“黨性”的組織忠誠① )


澳門導報

【表1 馬列主義犧牲觀的自我定位】


澳門導報

【表2 清末民初志士與中共早期黨員部分犧牲言論對比】


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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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張之洞認為“犧牲”為“中國所習見,而取義與中國舊解迥然不同”。參見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 第二輯》上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頁。

[2] 在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的內涵中,建黨精神、長征精神、抗戰精神、紅岩精神、照金精神、東北抗聯精神、太行精神、老區精神都提及犧牲、寧死不屈或視死如歸;蘇區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張思德精神都包含無私奉獻;井岡山精神、大別山精神都提到了堅守信念,隱含了犧牲精神。

[3] 蕭延中:《論毛澤東“革命犧牲”的政治學——利夫頓<革命的永生>一書解讀及其它》,《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版第2期。王金林:《論“革命的犧牲性”》,《哲學研究》2012年第12期。李海青:《使命型政黨的“生死倫理”——基於“老三篇”的一種文本闡釋》,《人文雜誌》2019年第5期。符傑祥:《烈士風度:近現代中國的性別、犧牲與文章》,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4] 郭小麗:《俄羅斯民族的苦難意識》,《俄羅斯研究》2005年第4期。

[5] 參見《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頁。

[6] 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冊,中國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頁。

[7] 參見《張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頁。

[8] 參見海青:《“自殺時代”的來臨?——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知識群體的激烈行為和價值選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頁。

[9] 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中共中央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頁。

[10] 烈士的言論與故事存在藝術化加工的痕跡,這或許影響到對具體烈士的實證研究,但並不影響其成為研究中國共產黨犧牲相關文化的史料。

[11] 病己:《敢死論》,《民報》第11號。

[12] 凱旋:《共產主義者所應取的態度》,《先驅》第2期。

[13] 《林育南文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頁。

[14] 失名:《熊烈士供詞》,載于《國學叢刊(南京)》1923年第1卷第4期。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頁。

[16] 陳象恭編著:《秋瑾年譜及傳記資料》,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5頁。

[17] 《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頁。

[18] 中共銅仁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周逸群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7頁。

[19] 參見惲代英:《惲代英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218頁。

[20] 參見《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3-718頁。

[21] 參見《張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318頁。

[22] 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頁。

[23] 參見《張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頁。

[24] 楊闇公(1898—1927),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重慶地執委第一任書記兼軍委書記,是四川黨團組織主要創建人和大革命運動的主要領導人。1927年被捕犧牲。他公開出版有1924年1月至1926年1月(缺1925年4月至12月)的日記。

[25] 楊紹中等編輯整理:《楊闇公日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131、180頁。

[26] 參見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9頁。

[27] 梁山松、林建良、呂建偉編:《烽火晉察冀 劉榮抗戰日記選》,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頁。

[28] 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 李銳、范元甄通信集》(一),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5頁。

[29] 陳獨秀:《陳獨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頁。

[30] 參見[美]威爾斯著:《紅色中國內幕》,馬慶平等譯,華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4頁。

[31] 參見羅章龍:《京漢鐵路工人流血記》,河南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185頁。

[32] 中國共產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中國共產青年團五卅二周年宣言》,載於《中國青年(上海1923)》1927年第7卷第11/12期。

[33] 中央檔案館、江蘇省檔案館編:《江蘇革命歷史檔彙集(上海各區委檔)1928年3月-1929年4月》,1989年版,第38-39頁。

[34]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6冊,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第544頁。

[35] 唐寄凡(1902—1928),湖南省醴陵縣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農運工作,曾任醴陵縣農民協會副委員長。1928年被捕就義,時年26歲。

[36] 郝銘鑒、胡惠強主編:《革命烈士遺文大典》,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頁。

[37] 鄭複他(1904-1928),浙江省諸暨縣人。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五卅運動上海印刷總工會執行委員、上海市政總工會委員長、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兼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赤色職工國際執行委員。1928年2月被捕就義,時年24歲。

[38] 郝銘鑒、胡惠強主編:《革命烈士遺文大典》,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頁。

[39] 參見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164頁。

[40]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7冊,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頁。

[41] 李伯釗:《李伯釗文集》,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265頁。

[42]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頁。

[43] 《青松集 紀念楊思一文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頁。

[44] 梁山松、林建良、呂建偉編:《烽火晉察冀 劉榮抗戰日記選》,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頁。

[45] 全區黨政軍五千餘人痛悼党國忠魂》,《新華日報(華北版)》,1942年07月13日。轉引自王榮花:《中共革命與太行山區社會文化的變遷(1937-1949)》,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5頁

[46] 《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頁。

[47]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7冊,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第737頁。

[48] 參見《李志民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頁。

[49] 參見《黃克誠回憶錄》(上),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頁。

[50]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頁。

[51]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8冊,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438頁。

[52] 參見張正隆:《雪白血紅:國共東北大決戰歷史真相》,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416頁。

[53]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1冊,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9頁。

[54]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4冊,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第309頁。

[55]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8冊,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502頁。

[56] 陳賡:《陳賡日記》,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頁。

[57] 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中共黨史學會編:《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15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09頁。

[58]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1冊,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9頁。

[59]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6冊,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頁。

[60]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6冊,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第433頁。

[61] 中央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編:《湖南革命歷史檔彙編(省委檔,1927年)》1987年版,第419頁。

[62] 丁方明主編:《杜深如烈士日記》,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頁。

[63] 參見田力為:《從“根據地經驗”看中國社會主義新傳統》,《開放時代》2008年第5期。

[64]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6冊,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頁。

[65] 參見魏勃:《<布林塞維克>中那些不能忘卻的烈士形象》,《黨史博采》(下)2020年第9期。

[66]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4冊,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261頁。

[67]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頁。

[68]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5冊,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305頁。

[69] 參見《孫中山選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60頁。

[70] 陳方正編:《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04、311頁。

[71]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