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中國共產黨犧牲精神的理論形成（連載三）
【摘要】
為了理想信念甘於犧牲乃至奉獻生命的犧牲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奠基的政治品格。作為理想主義的集中體現，犧牲精神尤其是殉道行為在傳統中國一般只屬於智識階層，中國共產黨較為成功地將其推廣向普羅英雄，呈現出理想主義平民化的特徵。中國共產黨用集體主義式的“革命英雄主義”揚棄了傳統生死哲思，並且訴諸老百姓的利益訴求與心理特點以減輕生死顧慮。犧牲精神的理論形成與機制推廣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信仰上獨特的政治智慧。
作者丨陳晴
來源丨昆侖策研究院
轉編丨“北京大學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於《社會主義研究》2023年第3期
（續上期：一 理想主義平民化：犧牲精神的理論生成②（二）品質接軌：從志士犧牲精神到具備“黨性”的組織忠誠①）
一 理想主義平民化：犧牲精神的理論生成③
（二）品質接軌：從志士犧牲精神到具備“黨性”的組織忠誠 ②
在處理自私天性與組織需要之間的矛盾上，中國共產黨在早期主要依靠黨員的政治覺悟與心性修養。
李大釗提出：“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與光華。”[22]張太雷早年家書中區分了“真正的幸福”和快樂，認為做官發財、嫖賭娶妾是無止境滿足欲望的凡俗快樂，而人應追求幸福[23]。楊闇公[24]不願接受遺產當“吃飯蟲”，認為娛樂場所“死氣逼人”，卻為思想魂牽夢繞，“神經總難脫離偉大的束縛”[25]。可以說，入黨是幫助他們堅定與完成信仰的途徑，與普通農民黨員具有一定差異。
成熟的中國共產黨倫理將個體生命分為政治生命（黨性）與肉體生命，集體利益既是個體生命中與“小我”對應的“大我”，又是個人出路的前提性保障。劉少奇指出，黨性的表現是當黨的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黨員可以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26]。
一位革命戰士在日記中寫道，“重視黨、相信黨、尊重黨，首先應該重視政治生命——黨性。……寧可頭斷身毀，毋使自己的政治生命受到絲毫損失。這是我們革命者頭等大事情”[27]。當然，這並不符合直觀，因此需要反復進行思想實驗，如有幹部就在書信中捫心自問：“氣節，在任何時間、地點，條件下都是絕對的。即使是在一轉眼革命就會成功的情形下，需要我們死，我們也不能猶豫。我自己現在苦惱的就是對自己還無把握。”[28]在此意義上，犧牲精神既是政治忠誠的表達，又是個人價值的實現路徑，契合了人對道德化社會以及崇高自我形象的渴望。
（三）價值重建：偽善短視政治風氣的改觀與血性英雄倫理的鋪展①
中國共產黨將犧牲精神的主體從個體精英擴展到以集體為單位的普通黨員，其意義相較於其它犧牲精神動輒上升到反抗命運的哲理性悲劇或超脫世俗的彼岸追求而言，顯得單薄樸素、下里巴人了些，而相較於日常人倫規範而言又超出不少，英雄的血難免淪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其實，中共犧牲精神的理論價值，應從移風易俗的社會單位觀察。
（未完待續。掃碼二維碼進入官網閱讀完整內容。歡迎關注下一期內容 一 理想主義平民化：犧牲精神的理論生成④（三）價值重建：偽善短視政治風氣的改觀與血性英雄倫理的鋪展②）
下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