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導報】詩 語言 世界（六）
世賓
拾捌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大眾主導的時代，古典時期是由英雄和文人主導的，而這個時代大眾成了英雄和主導者。大眾是不生產思想的，他們只消費思想，另一方面討好大眾的詩歌（藝術）也不產生思想，這就使在大眾主導下的寫作陷入了雙重怠工的局面。
這就要求詩歌必須在現實文化的基礎上，展開文化想像。只有放棄對大眾的期待，從他們的趣味、閱讀慣性中抽身出來，重建新的文化高度和摸索新的技藝表達，詩歌才可能從平庸的泥潭中脫身。
拾玖
一九八零年代以來的詩歌寫作大多數都是鄉土寫作，他們脫離不了幾千年鄉土中國對他們的規範、制約，這就是第三代詩歌運動以來為何如此多的色語、酷語、穢語寫作，他們在國家話語的逼迫下與之共生，並獲得尋求宣洩的大眾的大面積歡呼。大眾在這場運動中獲得了淺層次的啟蒙，那就是反抗。那些在自然和田園裡寫作的安全耕作，他們終於在主流資本那裡收穫了犬儒主義的鮮花。只要上海的城市詩歌在下意識的選擇裡得到了現代性的拯救，面對城市，就是面對制度、商業和物質的現代逼迫，他們在抗爭中逐漸形成了現代的力量和現代的詩性。
貳拾
“我們時代”是否存在，或者只是一些幻覺？如果我們無法進入我們時代，也將無法進入時代的深淵，也就無法進入“危險所在之處”，詩性和詩意就無法獲得真正的展開，或者必然要迷失在意識形態和各種應激機制產生的社會心理的糊弄下。“我們時代”應該建立在阿甘本的“同代人”的詩性正義的關照下，但“我們時代”在詩性和詩意不同維度的關照下，也會出現兩個內在屬性相通而指向不同的“我們時代”，一個是歷史-現實的“我們時代”，一個是文化的“我們時代”。
由於詩性維度是建立在現實——歷史現實和當下現實——的基礎上，“我們時代”無疑必須面對真實的生存，那在制度陰影下的疼痛、恐懼、謊言、扭曲、異化，只有在最不自由、最不可、不允許言說的地方言說，才能真正抵達“我們時代”，這也是海德格爾所說的面對“深淵”。“深淵”就是時代的黑暗、疼痛和潰爛的地方。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後，西方意識到未來能給文學提供動力的應該來自發展中國家，這是西方價值在向世界擴散過程中，在社會秩序重建歷史中出現的現象；這現象也可以從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作家的比例看出來，許多來自非西方的作家和移民作家獲得了該獎；那些具有多地區背景和熟悉跨文化的作家日益受到諾獎的青睞。特別是80年代之後，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活、經濟秩序已得到恢復，進入了平穩發展的時期，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給文學帶來的精神張力會因此而縮小；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他們的思想深度和廣度會因此變得膚淺，而是說與第三世界的動盪和急劇變化給文學提供的新的題材和因社會動盪提供的詩性張力會相對弱化。
（續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