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與研究】穩定之錨藏在萬家決策裏——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與中國宏觀治理的微觀基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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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玉嶺 李芏巍
編者按:
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羅伯特•霍爾與邁克爾•伍德福德,表彰其在奠定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這一授獎理由本身提示了一個重要轉向:宏觀治理的有效性,越來越取決於對家庭、企業等微觀主體決策邏輯的理解。當前,我國宏觀政策強調擴大內需、惠民生促消費、穩定預期和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理論界與實務界都需要更深入地把握政策如何作用於微觀主體並傳導至其決策過程。
文章從霍爾的消費隨機遊走假說、伍德福德的價格黏性與貨幣政策理論切入,梳理這一學術脈絡的演進,並聯繫我國擴大內需、穩定預期、精準治理、家庭資產負債管理等議題,提出若干可長期檢驗的命題,視角新穎,論證審慎,對理論邊界保持了必要自覺。
本報轉載此文,意在引入前沿理論視角,幫助讀者理解宏觀治理的微觀基礎,推動學術前沿與中國治理實踐相互觀照,為政策研究和實際工作提供學理參照。本文係作者授權轉載。
(續上期)
四、把理論中國化:三個可長期檢驗的命題
霍爾—伍德福德範式與中國場景碰撞,至少可以立起三個命題。與其說它們是結論,不如說是三份待驗收的假設。
命題一:財政乘數一半是「會計」問題,一半是「敘事」問題
同一筆支出,以「臨時救助」的名義發布,家庭把它記入一次性收入,按持久收入平滑掉大部分;以「制度性安排」的名義發布——比如納入常態化的育兒補貼、漸次並軌的養老保障——家庭把它記入未來收入流,當期消費計劃就會整體抬升。霍爾的框架給出的推論是:政策若要改變消費,最有效的路徑是改變家庭對「未來」的定義。
但這裡有一處必須限定。「改變對未來的定義」是諸多渠道中最強的一種,不是唯一的一種。一個當期現金流就緊繃的家庭,拿到錢的當期就花了,根本不需要重估未來——純粹的現金約束渠道始終存在。所以準確的表述是:敘事渠道決定乘數的上限,流動性渠道決定它的下限。
檢驗這件事的難點在識別,而不在觀測。政策內生於地方財政狀況、家庭預期與宏觀周期,簡單的政策前後對比會被三重污染:政策出臺前的預期效應、政策對象的自選擇、以及同期其他衝擊。要把它坐實,需要微觀面板數據按收入組、年齡組、城鄉切分,配合斷點回歸、雙重差分或合成控制等準實驗設計。也需要說明,「居民儲蓄率的分組變化」這個說法在總量層面並不成立——總量儲蓄率無法分組,能分組的只有微觀數據。這是一項需要十年、需要數據開放、需要方法自律的工作。[注4]
命題二:超大規模經濟體的微觀基礎是分層的,精準治理的空間比想象中大——也比想象中更危險
十四億消費者、上億戶經營主體,意味著流動性約束與價格黏性在統計上呈現厚尾分布。總量刺激對這樣的經濟體像大水漫灌——不是沒有水量,而是浪費在不需要的水位上,還衝垮表土。把霍爾的「兩類家庭」與伍德福德的「異質性定價頻率」引入政策設計,方向是清晰的:消費券與補貼向流動性約束緊的家庭傾斜,結構性貨幣工具向定價周期長的行業傾斜。其效能同樣可驗:財政資金的邊際消費傾向可按收入組估計,價格傳導的速度可按行業跟蹤。這正是「因地制宜」「精準滴灌」這些治理話語背後的科學骨架。
這個命題也需要面對它最主要的反方:分層傾斜的前提是能準確識別誰受流動性約束,而識別本身就是最大的成本項。精準識別的行政成本、信息失真、以及「精準」名義下的資源錯配,在現實治理中反復出現——扶貧精準度問題就是一例。所以「精準治理的空間比想象中大」這個判斷,只有在識別技術同步改善的前提下才成立。否則分層設計帶來的效率損失,可能吃掉它理論上省下的漏損。哈耶克那句警告在這裡仍然有效:「經濟學的奇妙任務,就在於向人們表明,對於他們自以為能夠設計的東西,他們其實知之甚少。」——精準治理本身也是一種設計,它同樣要接受知識邊界的審判。
命題三:居民資產負債表既可以是穩定器,也可以是放大器——分界線在哪裡
這是一個更謹慎、也更準確的命題。
西方宏觀研究中,家庭淨資產的波動往往是衝擊的放大器——2008年美國正是房價坍縮擊穿消費。長期以來,中國被認為不存在這個問題,理由是三條:居民資產以住房與存款為主,負債久期長但槓桿集中於房貸,資本賬戶未完全開放因而外部利率震盪難以直接穿透家庭賬本。
這三條理由在房價單邊上漲的年代成立,但它們同時也是房價下行年代的脆弱點:
①久期長不等於免疫,久期長意味著重定價敞口長期存在。房貸是中國家庭最大的單一負債科目,房價下行時淨值衝擊的傳導更直接——美國的房貸在部分州可以無追索權違約,家庭能「走人」;中國不能,家庭必須硬扛。
②財富效應照樣在中國生效。2021年以來房地產下行壓制居民消費,機制與「美國2008」並無本質差別,只是幅度與節奏不同。
③家庭會主動收縮資產負債表。2022—2023年出現的提前還貸潮,就是家庭在低收益環境下主動去槓桿、優先清償負債的典型行為——它從支出端抽走需求,是放大而非緩衝。
所以準確的命題不是「穩定器」,而是:中國居民資產負債表在房價預期穩定時是緩衝器,在房價預期轉向時是放大器;分界線不在資產結構,而在房價預期的方向。
那麼緩衝來自哪裡?預防性儲蓄是緩衝,不是槓桿。槓桿放大波動,緩衝吸收波動,兩者在機制上是相反的力量;代際支持是跨期轉移,同樣不是槓桿。準確的說法是:中國家庭的消費平滑更多依賴預防性儲蓄與代際支持這兩根自建緩衝,而非金融市場。這帶來韌性,也帶來代價——兩根自建緩衝的共同前提,是對長期穩定的信念,而緩衝本身是有厚度上限的,一旦衝擊超過這個厚度,韌性就會在短期內轉為強制收縮。
由此,「穩經濟」在中國語境下有一條容易被忽略的通道:任何降低家庭自建防禦成本的制度進步,都等價於給資產負債表注入穩定。住房保障、養老全國統籌、異地就醫結算的深化,這些看似增長中性的改革,在模型裡作用於家庭對未來收入分布的預期方差——方差收窄,預防性儲蓄動機就減弱,可支配的當期支出就增加。它們的紅利兌現慢,但衰減也慢,這正是長周期見效一類政策的特徵。
真正的兜底,不是把風險搬走,而是把家庭獨自扛風險的半徑縮短。
五、哲理:預測未來與塑造未來,本是同一件事
霍爾—伍德福德範式真正的哲學衝擊,不在於某個方程,而在於它消解了一組古老二分:認識經濟與干預經濟,原來是同一個動作的兩面。
這組二分,康德早已用另一組語詞命名過:「思維無內容則空,直觀無概念則盲。」放到宏觀治理上,恰是雙向的告誡——只有總量方程、不懂家庭與企業如何決策,政策是空的;只有萬家瑣碎、沒有總量框架,數據是盲的。霍爾與伍德福德用四十年做的,正是讓方程獲得內容、讓瑣碎獲得眼睛。
如果家庭是前瞻的,政策在被宣布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起效——人們用對政策的預期重排自己的計劃,政策的實際效果不過是這些計劃變動的加總。這一洞見的最早表述來自盧卡斯批判(1976),霍爾與伍德福德所做的是把它變成了可計算、可擬合、可用於央行日常決策的形式。[6]
這解釋了為什麼宏觀治理的天敵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不一致。朝令夕改之所以傷人,不是因為某一條令不好,而是它教會了所有人在預期函數裡給「政策本身」加上一個隨機折價係數。當企業和家庭把「政策會變」作為常態參數寫入長期計劃,任何單項政策的效力都會被這個折價係數稀釋——穩定性因此不只是政策追求的目標,它首先是政策賴以生效的介質。
「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這個意義上獲得了微觀基礎時代的註腳。所謂微觀基礎,譯到治理語言裡就是:承認每一張賬本、每一枚價簽都有自己的人格,承認萬億GDP是這些人格互動的結果。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因此不只是「管多管少」的量的問題,更是「信與不信」的質的約束——政策越是尊重微觀主體的決策邏輯,微觀主體就越會把政策計入自己的理性計劃;反之,政策越是被微觀主體當作噪聲處理,宏觀調控就變成在事後為預期埋單。
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哈斯勒(John Hassler)說,有了兩位獲獎者的工作,人們更有能力應對能源危機、家庭消費水平的突然變化這類衝擊[注1]。中國正在經歷的,恰是增長階段轉換期的複合衝擊:外部能源與貿易環境波動、內部房地產與人口結構重估、新技術革命的創造性破壞。應對這種局面,霍爾與伍德福德給出的不是藥方,而是藥理學——看清一劑政策如何進入家庭與企業的新陳代謝。
高手不治標,也不空談治本;高手先弄清藥如何入血、如何過腦、如何被記憶住。
六、結語:錨不在天上,長在億萬次「把明天算進來」裡
經濟學的宏大敘事,最終都要回到最樸素的實證檢驗:人們把日子安排成什麼樣,經濟就長成什麼樣。家庭的儲蓄率、企業的定價頻率、政策聲明的兌現記錄——這些判斷匯成潮汐,決定宏觀曲線的漲落方向。
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把聚光燈打到這些微處,本身就是一種提醒:穩定從來不是從天上降下的錨,而是從億萬次「把明天算進來」的日常操練中長出來的。兩千多年前,荀子斥「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拋開人的作為去指望天命,就讀丟了萬物的實情。宏觀治理犯的恰是同一種忌諱:把穩定寄託於從天而降的錨。荀子的否定句,正是這篇文字的肯定句——錨不在別處:在萬家賬本的預期結構裡,在定價周期裡,在政策聲明的可信度裡。
對中國而言,命題的檢驗期都以十年計:儲蓄率的曲線會回答社保的成色,分層的消費數據會回答補貼的精準度,預期指數的走向會回答信譽的積累——經濟這個最大的實驗室,從不吝惜給認真的治理者出具實驗報告。
讀懂萬家賬本方可為萬家燈火掌舵。
掌舵者真正的羅盤,不是浪有多高,而是讓億萬人把明天,寫進今天。
(全文完)
作者簡介:
任玉嶺: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產業鏈供應鏈智庫專家委員會主席、中物策(北京)工程技術研究院院務委員會主席、原國務院參事、全國政協常委。
李芏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智庫核心專家、戰略思想家,中物策(北京)工程技術研究院執行院長,廣州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物流學科牽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