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與研究】穩定之錨藏在萬家決策裏——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與中國宏觀治理的微觀基礎(上)

澳門導報官網hvz04619536 发布时间:2026/10/28 点击数:

任玉嶺   李芏巍


編者按:

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羅伯特•霍爾與邁克爾•伍德福德,表彰其在奠定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這一授獎理由本身提示了一個重要轉向:宏觀治理的有效性,越來越取決於對家庭、企業等微觀主體決策邏輯的理解。當前,我國宏觀政策強調擴大內需、惠民生促消費、穩定預期和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理論界與實務界都需要更深入地把握政策如何作用於微觀主體並傳導至其決策過程。


文章從霍爾的消費隨機遊走假說、伍德福德的價格黏性與貨幣政策理論切入,梳理這一學術脈絡的演進,並聯繫我國擴大內需、穩定預期、精準治理、家庭資產負債管理等議題,提出若干可長期檢驗的命題,視角新穎,論證審慎,對理論邊界保持了必要自覺。


本報轉載此文,意在引入前沿理論視角,幫助讀者理解宏觀治理的微觀基礎,推動學術前沿與中國治理實踐相互觀照,為政策研究和實際工作提供學理參照。本文係作者授權轉載。


引言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霍爾和邁克爾•伍德福德,以表彰他們在奠定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1]


這個授獎理由裏藏着一個判斷:宏觀政策已經離不開微觀基礎。傳統的宏觀模型描述通脹、產出、消費等總量等宏觀變量之間的統計關係,卻回答不了“為什麼有效”。而“為什麼有效”的答案不在總量的瀑布裏,而在億萬個體做決定的單間裏。


宏觀之穩,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秩序,而是無數賬本在不確定中反覆計算、反覆下注後沉澱下來的潮汐。


一、獎項之外,藏着一個判斷:宏觀治理的瓶頸在“做決定裏”


這個轉向是兩位獲獎者前赴後繼,一場曠日持久的集體進軍。


從盧卡斯、菲爾普斯到基德蘭德與普雷斯科特,從費希爾的長期合同到泰勒的交錯合約,一整代人在四十年間把宏觀模型的地基一寸寸移向微觀。霍爾攻克的是消費,伍德福德攻克的是價格與貨幣政策——兩人各自把這一轉向推到了可以量化、可以政策化的程度。把奠基之功歸於兩人,是頒獎辭上的修辭方便——地基由一整代人接力澆築,兩人是跑完最後衝刺、最先撞線的那兩位。


對中國而言,這個判斷的分量正在顯現。擴大內需、平滑週期、穩住就業,真正面對的從來不是統計報表上的曲線,而是一個個會算計、會觀望、有預期、也會有誤判的人。讀懂這些人的決策邏輯,宏觀經濟治理才能從經驗判斷走向機制理解。


這裏還有一層自嘲式的深意。凱恩斯在《通論》第24章寫過:“講究實際的人往往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的影響,其實通常是某位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宏觀治理的操作者同樣如此——文件裏未必出現歐拉方程與菲利普斯曲線,但每一次降息、每一輪補貼、每一場發佈會,其背後的模型裏早已站着前瞻的家庭與黏價的廠商。


看不見模型的人,未必逃得開模型;不承認假設的邏輯,往往被假設牽着走。


二、霍爾:消費是計劃,不是反應


霍爾1978年提出的消費隨機遊走假說,做了一次堪稱優雅的減法。[2]


此前的理論忙着給消費函數添加係數:收入增加一塊錢,消費增加幾毛。霍爾反過來論證:如果家庭真是向前看的,會把已知的未來收入折算進今天的開支計劃,那麼只有“新消息”才會改變消費。已知的未來收入,理應今天就已安排進支出計劃;等到錢真正到賬時才出現的消費跳升,反而是計劃性不足的證據。


這裏有兩處需要說清:


其一,霍爾檢驗的對象是美國的總量消費數據——這項工作在當時屬於理性預期的批判性作業,它為微觀基礎大廈提供的是錨點而非梁柱;把它直接當作微觀基礎建制的代表作,會錯置坐標。


其二,霍爾當時的結論相當克制:總量數據未能拒絕隨機遊走假說。而真正的戲劇性藏在他順手帶出的一個細節裏——滯後股價對消費仍有預測力。這個當年視為次要的異常,後來成了整座大廈的第一道裂縫。


裂縫在隨後二十年裏越撕越大。弗萊文(1981)發現消費對可預期收入的變化有明顯反應,是為“過度敏感”;坎貝爾與迪頓(1989)又發現消費對收入意外的反應小得反常,是為“過度平滑”。同一個假說同時被指為反應過度和反應不足,說明它遺漏了要緊的東西。被遺漏的正是流動性與異質性:澤爾德斯(1989)、林文夫(1985)、坎貝爾與曼昆(1989)沿着這道裂縫補進來的,就是後來所謂“兩類家庭”的模型。


換言之,霍爾1978年那個乾淨的結論,是一個被修正而非被證實的起點。這不削弱它的價值。一個好的假說之所以重要,往往正因為它錯得足夠清楚,以至於後來所有修正都有了靶子。


真理不一定從正確開始,也可能從“錯得可被檢驗”開始。


這裏需特別說明[5]:常被一並提及的霍爾與米什金(1982)用PSID面板數據所做的檢驗,主要發現是消費對暫時性收入的敏感性很低——這為持久收入假說提供了支持;“兩類家庭”模型的真正出處,是澤爾德斯與林文夫那一批文獻。


對今天的中國,這條文獻脈絡是一記精準的提示。促消費政策的爭論常停留在“發補貼還是發現金”,微觀基礎的視角要求往下挖一層:政策作用對象所處的預期狀態與流動性位置。同樣是補貼,落在預期穩定、信貸通暢的家庭手裏,可能撬動跨期計劃內的升級消費;落在預防性儲蓄動機強、對未來收入沒把握的家庭手裏,可能只是賬面數字搬家,或轉成對其他支出的替代。乘數不是一個常數,它是家庭異質性、預期結構、金融可得性三者的函數。


政策的長效可驗性也由此而來:判斷一項消費刺激是否成功,不能只看當月的社零數據,還要看它退出之後,消費曲線回落到哪裏——回落到計劃線附近的,說明改善了預期;回落得比之前還低的,說明只是把明天的消費借來今天花,透支了跨期計劃。


更深一層的啟示關於儲蓄率。中國居民的儲蓄長期被解讀為“消費意願不足”,用霍爾的框架重新審視,前瞻型家庭面對教育、醫療、養老、住房這些必須自行準備的大額跨期支出,把今天的收入平滑到未來去覆蓋確定性缺口——高儲蓄恰恰是理性最優的表現。要釋放消費,關鍵不在於勸說家庭“少存多花”,而在於壓縮那些必須由家庭獨自承擔的未來不確定性——民生支出不是純粹的消費性財政負擔,而是消費函數的參數改造工程。


順着這個框架再看存款的分佈,還有一層結構性提示:儲蓄傾向最高的家庭,往往消費需求早已飽和,存款於是只增不減,成了賬面上的靜水;消費意願最強的家庭,恰恰存款最薄,還要留出應急的頭寸。存款與消費意願在人群中的錯配,本身就是“異質性”最直觀的形態——它提醒政策,總量數字裏藏着兩個不相往來的世界。


但這裏必須補一句誠實的邊界:這個推論在實證上仍有爭議。中國居民儲蓄中究竟多少出於預防性動機,多少是購房首付的強制積累,多少是代際轉移的中轉站,學界遠未定論。方向是對的,但把它當成已證實的結論,就跨過了證據。


敢下判斷是評論者的膽識,肯留邊界是分析者的體面。


三、伍德福德:價格為什麼“黏”,黏性為什麼重要


伍德福德接過的另一半問題,藏在商業的標價牌裏。


教科書上市場瞬時出清的畫面是個神話。企業改一次價格要付代價——重新印製價目表、通知渠道商、承受顧客對漲價的反感。由這類成本引出的定價模型叫菜單成本模型,其特點是狀態依賴、被動等待:成本不越過臨界值,價格就紋絲不動。


但伍德福德的基準模型用的並不是這套機制。他採用的是卡爾沃(1983)式的隨機交錯定價:每一期,無論成本如何變化,企業都以一個固定概率調整價格。這是時間依賴的黏性,而非狀態依賴的黏性。兩種機制的政策含義並不相同——菜單成本意味着政策刺激必須足夠大才能撬動調價;交錯定價意味着調價總會發生,只是分散在不同時點,價格水平對新信息的反應因此被“攤薄”。


價格因此是“黏”的。黏性的宏觀後果是深刻的:既然價格不能瞬間調整,貨幣就不是中性的。央行降息降低的是跨期支出的相對價格,企業因為價籤不動而不能瞬間跟漲,實際利率真的會下行,真實的需求與產出真的會被擾動。反過來,當需求意外萎縮而售價難以隨行就市下調時,量而非價先出問題——賣不動、減產、裁員,衝擊沿着“價格黏性→數量調整→就業收縮”的鏈條放大。


伍德福德的關鍵貢獻,是把家庭的最優消費決策、企業的最優定價決策與央行的利率反應規則焊接進同一個體系——通稱新凱恩斯DSGE框架——讓“如果央行明天這樣做,經濟會怎樣”第一次成為可以嚴格推演、也可以用數據擬合的問題。他2003年出版的《利息與價格:貨幣政策理論基礎》,至今仍是各國央行操作室的案頭書。[註3] 2005年6月1日,伍德福德受聘中國人民大學名譽教授(與經濟學家納什等人同日受聘)[註2]——這套為市場經濟體搭建的理論,與中國貨幣政策框架的現代化進程早有交流。


這套框架給中國的第一層啟示,是政策工具重心的遷移。中國人民銀行這些年的操作——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改革、存款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用微觀基礎的透鏡來看,本質都是在處理中國特色的“價格黏性”:利率的閘門在政策端打開了,但傳導到企業和居民的定價與融資決策上,仍隔着銀行風險偏好、地方債務約束、房地產重定價週期等一層層“價目表”。貨幣政策從“總量夠用”走向“傳導有效”,恰恰要求把模型建到商業銀行、房企、平台企業、小微業主這些真實決策主體上去。


第二層啟示關於預期管理。2008年金融危機後利率降到零附近,伍德福德後來在談到“前瞻指引”時指出:當今天的利率已經降無可降,央行對未來政策路徑的陳述本身就成了工具——因為家庭和企業今天的決定裏本來就裝着明天,央行改變他們對明天的想象,就是在改變今天。這一機制最早由埃格特森與伍德福德在零下限模型中嚴格證明[註5]。中國宏觀政策近年強調“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在政策儲備上打好提前量”、穩定與塑造社會預期[註6],與這一邏輯遙相呼應。預期工具的效力取決於“言出必行”的歷史記錄:一次落空的承諾,會讓後面十次準確的溝通打折扣。預期管理不是話術,而是資產負債表之外的第三項儲備資產——信譽。存進去慢、支取快,透支之後重建最難。


預期不是裝飾品,而是宏觀政策真正進入現實之前的“預支通道”。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


任玉嶺: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產業鏈供應鏈智庫專家委員會主席、中物策(北京)工程技術研究院院務委員會主席、原國務院參事、全國政協常委。


李芏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智庫核心專家、戰略思想家,中物策(北京)工程技術研究院執行院長,廣州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物流學科牽頭人。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Robert E. Hall(斯坦福大学)与Michael Woodford(哥伦比亚大学)。官方授奖理由英文为 "for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 stabilisation";中文通稿译作“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宏观稳定政策”较“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更贴近英文与官方中文通稿,原稿无事实错误,仅作口径统一。 

[2]   Robert E. Hall,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6), 1978, pp. 971–987.。

[3]   Michael Woodford, 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中译本《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译者刘凤良、陈彦斌、于泽、江艇等)。 

[4]   Jonathan A. Parker, Nicholas S. Souleles, David S. Johnson & Robert E. McClelland, "Consumer Spending and the Economic Stimulus Payments of 2008,"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013, pp. 2530–2553。可作准实验/转移支付消费响应文献起点。

[5]   Robert E. Hall & Frederic S. Mishkin, "The Sensitivity of Consumption to Transitory Income: Estimates from Panel Data on Households," Econometrica, 50(2), 1982, pp. 461–481. 该文主要结论是消费对暂时性收入敏感性很低,支持持久收入假说,而非“把两类家庭放进模型”。两类家庭模型主要文献:Zeldes (1989)、Hayashi (1985)、Campbell & Mankiw (1989)。 

[6]   Robert E. Lucas Jr.,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 1976, pp. 19–46。 

[7]   Flavin (1981)、Campbell & Deaton (1989)、Calvo (1983)、Mankiw (1985)、Akerlof & Yellen (1985) 条目总体正确;原稿 Akerlof & Yellen 条末“1985, pp. 823–838”缺右括号,已隐式校正为(1985), pp. 823–838。


[注1]   John Hassler 原话经 NobelPrize.org / 新华社英文稿核对:"The laureates’ work has provided us with a stabl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models that are now used by central banks and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m, we are better equipped to deal with shocks in the economy, such as energy crises or sudden changes in how much households consume." 

[注2]   2005年6月1日,伍德福德受聘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与约翰•纳什等同场出席北京论坛/人大活动;人大官网及当年报道可佐证。 

[注3]   《利息与价格》构成新凯恩斯DSGE标准内核:家庭跨期最优化、企业交错定价、货币政策反应规则。

[注4]   识别方法与准实验设计起点见参考文献[4]。 

[注5]   Eggertsson & Woodford (2003), "The Zero Bound on Interest Rates and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Woodford (2013), "Forward Guidance by Inflation-Targeting Central Banks." 

[注6]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政策储备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近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健全和用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机制”“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塑造积极的社会预期”。 

[注7]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24章。 

[注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验逻辑导言(A51/B75–76)。 

[注9]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1988)第一章。

[注10]   《荀子•天论》“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其主旨是揭示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有其客观规律”:此处借用的是‘弃人力而赖天命’之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