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公道民本：融通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的本體基礎（八）

作者：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吳文新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摘要】

天人合一觀是一種由內而外、從人到物的同心圓式整體觀，從邏輯上內蘊著公道民本的社會歷史整體觀，強調了“公”與“民”對於國家社會特別是文化發展的深層根基和價值依據。“公道民本”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一脈綿延，成為中華民族理想社會的靈魂而一以貫之，不僅在先秦到隋唐諸子百家中處處可見，更在宋代以降的中華氣學、理學、心學、實學等學派思潮中愈益凸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中，實踐第一、世界整體性、真理與價值相統一、人民創造歷史及人的自由發展等基本原理，都與中華文化的知行合一、天人合一、求真至善、民為邦本、人皆堯舜等基本精神相契相通。如此，“公道民本”作為一種凸顯人民性的社會歷史價值觀，構成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相遇、結合之後通過複雜的交會而實現融合、貫通及至新生的本體基礎，成為中華文明新形態和馬克思主義新形態的本體基礎。

（續上期）

二、公道民本的中華文化資源和理論表現

（三）中華心學的“公道民本”體現②

王陽明是心學集大成者，不僅在理論建樹而且在實功實績方面，達到了那個時代中華心學“公道民本”知行合一之巔峰境界。他因龍場悟道而覺知的“心即理”“心外無理無事無物”的“聖人之道”（本體論），實際也是在心性層面體悟到了天人合一的整體性存在，如果說整個宇宙萬物萬事萬理都在“吾心”之中，那麼我和宇宙就是渾然一體的。

當界定此心為“天理之心”，實際也就是“吾心即天心”，吾心即天理、天事、天物，而此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因此“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傳習錄》上），這裡所去之“人欲”跟理學、氣學所講“人欲”一樣是指人的私欲、貪欲、物欲，而“天理”則是公理、公道、天心、民心。

他說，當主宰身的心之所發產生意，“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並均在“無心外”之理、之物中。王陽明著名的“知行合一”之論，更是在人的身心一體、“心動”與“行動”之間畫上了等號，人心人行之動均在宇宙天事天理之中，因而知行合一實際是天人合一的應有之義，對於一個有著天心天理修養的“聖人”，做到了知行合一，也便達到了天人合一之境，也便是落實了“致良知”；此“良知”無非是人的天心所本具的“天良之知”。在此基礎上，王陽明不僅踐行了致良知的知行合一，而且在自己的為官忠君的實踐中，彰顯了公道民本的社會歷史整體性。

他說：“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傳習錄》下），這就是說，人心之靈明實際是萬物之良知在人身上的特殊表現；良知本體，在外物即為太虛、太極之道，在人即為天心、良知、德性、至善，良知構成了天人合一之本體；而這其中也包含了民胞大眾，“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王陽明全書•年譜一》）。

王陽明在解讀《大學》“三綱”時認為，“明明德”是“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而“親民”是“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至於“至善”又是“明德親民之極則”（《王陽明全書•大學問》），所以三者皆不可分；主張“政在親民”，從而把個人的道德修養與造福民眾的政治抱負統一起來：“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 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 …… 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王陽明全書（一）•親民堂記》）

於是我們看到，王陽明在從政時極力實現孔子“泛愛眾”、孟子“老老幼幼”和大同之世“親親子子”的親民理想；在用兵之餘，不忘設法安民惠民；到處興學，又不斷奏請寬租以養民，其民本思想不僅是思想，還是實踐，做到了知行合一，而如此的前提便是他持有的吾心良知即天心天理的大公之心胸、大我之德性。公道民本思想在陽明心學中便如此體現為去除私欲的明德修養、民吾同胞的親民實踐。

（未完待續 歡迎關注下一期內容：二、公道民本的中華文化資源和理論表現（四）中华实学的“公道民本”体现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