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導報】澳門在中國全民族抗戰中從不中立從未缺位

澳門導報官網 发布时间:2025/09/03 点击数:

(来源:澳門理工大學)


抗戰時期,基於葡萄牙的中立政策,澳葡政府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宣稱中立,日軍因而沒有佔領澳門,澳門也沒有發生過正面的軍事衝突。所以,“澳門中立”“澳門沒有抗戰”成爲世人對戰時澳門曆史的傳統認知。然而隨着近年大量中葡英多語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相關著作問世,揭示曆史真相並非如此,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到1945年抗戰勝利,澳門華人社會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從未中立,也從未缺位。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澳門同胞義無反顧、挺身而出,憑藉澳門特殊的國際舞颱環境,通過持續不斷、形式多樣的救亡活動,書冩了澳門“孤島”華人抗戰的壯麗畫捲。


【共赴國難】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當月,澳門粵華、崇實、尚誌等中學,宏漢、鏡湖、孔教、蔡高等小學紛紛舉行週會、時事會,向學生宣講事變真相。宏漢小學校長鄭榖詒冩了一篇《宏漢全體學生致義勇軍書》,愛國情緒激昂,鏗鏘有力,全校學生均能背誦。


9月27日,澳門鏡湖醫院、同善堂、澳門商會、澳門教育會四大社團發起成立“闔澳華僑籌賑東北兵災慈善會”,掀起抗日救國熱潮,各界踴躍捐款,支援東北馬佔山部隊抗日,賑濟兵災地區。闔澳華僑籌賑東北兵災慈善會成立後,即以大會名義致電黑龍江省主席馬佔山,表示捐輸兵災救國的決心:“孤軍救國,氣壯山河,國事可爲人心未死,等僑居海外與國內人民地位自屬紹殊,因唸賑災善舉,萬國讚同,即日由闔澳華僑籌賑東北兵災慈善會名義,在澳灣仔廣善堂召集大會,捐輸踴躍,儘極一時之盛,尚祈撫循瘡痍,慰茲士庶。”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戰爆發後,生活在澳門的華人以實際行動顯示,這座珠江口西岸的中國領土城市從未脫離過民族命運共同體。 


在日軍封鎖華南的嚴峻形勢下,澳門憑藉其政治身份與地理優勢,形成了“表面中立、實質參與”的抗戰形態。有很多澳門同胞直接回國參戰,馳騁在戰火彌漫的抗日戰場。


1937年,鏡湖醫院值理會議決定成立澳門中國青年救護團,公推徐偉卿爲團長,柯麟爲訓練部長,暫藉鏡湖醫院一部分爲該團辦事處,前後兩期共招收學員100多人,以訓練青年人員,組織救護隊,徵集救傷藥物。1938年10月,廣州淪陷當天,“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正式成立,任命廖錦濤爲團長,澳門教師、學生、工人、職員等踴躍報名參加服務團,其中年齡最大的24歲,最小的才13歲。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先後組成十一個隊,共160多人,前往西江、東江、北江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1942年中山五桂山抗日民主根據地建立後,有大批澳門青年奔赴五桂山參加抗日,如李成俊曾率領總理紀念中學、培正中學、中德中學、濠江中學、行易中學和鏡湖醫院護士學校等10多名男女青年投奔到五桂山遊擊根據地,擔任各種工作。澳門青年林鋒1939年5月到廣東參加遊擊隊,曾任珠江縱隊獨立第三大隊大隊長。鏡湖醫院曾先後派出5位護士到五桂山遊擊區,1位到東江縱隊爲傷員服務。活躍在五桂山一帶的遊擊隊有時秘密地把傷員送到鏡湖醫院治療,曾得到中共黨員柯麟等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和安全保護,還給遊擊隊購置輸送醫療器材和藥品等。


柯麟藉擔任鏡湖醫院醫師的身份,將鏡湖醫院發展成爲中國共産黨在澳門的重要交通站。1941年香港淪陷後,夏衍、範長江等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經澳門安全撤離。


日軍雖然沒有佔領澳門,澳門地區不是戰場,但很多澳門人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時期,毅然放棄相對安穩的生活,共赴國難。


【物資流通】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日軍對珠江水域實施嚴密封鎖,香港與內地的陸海交通全面中斷。以往香港的物資主要通過珠江航線以及廣九鐵路向內地實現輸送,但是以上兩大輸入途徑的切斷,以及海上航線僅允許非華籍船隻通行的戰時環境下,使得連接香港與澳門的交通線成爲華南少數能保証暢通的物資命脈,澳門成爲連接內地與香港的中轉站。抗戰中後期,隨着香港的淪陷,澳門還承接了一部分珠三角地區通往廣州灣的航運資源。

正是因爲戰事壓迫下獨特的地理特徵與地緣優勢,澳門通過岐關車路陸運網路及聯通四邑地區的密集內河水道,承擔起關鍵的戰略中轉職能。澳葡政府雖受製於日本壓力維持表面中立,但民間商貿體繫依然維持有限製的運作。


隨着廣州、香港等華南重鎮相繼淪陷,澳門不僅成爲突破海上封鎖的戰略通道,更承擔起接收數十萬難民的人道使命。


【難民救助】

難民潮的流動路徑與物資運輸線高度重合,因澳門在日軍封鎖前對華人的出入境基本沒有限製,每當澳門週邊縣市發生戰事,便會有大批難民沿上述的物資運輸線路來到澳門避難,當戰火平息後,部分難民會選擇沿原路返回家鄉,這種在特定水陸交通線上往返的特殊人口遷徙現象在抗戰時期十分普遍。但是隨着戰火的不斷蔓延,因無家可歸而選擇留在澳門的難民人數不斷增加。


1938年廣州陷落後,首批超過10萬難民通過西江內河航運及岐關車路陸路湧入澳門;至1941年香港淪陷時,日軍實施的強製疏散政策驅使約15萬香港難民渡海來澳,導緻澳門人口從戰前15萬飆昇至37萬。澳門社會的方方面面在人口壓力下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生活成本上昇,但依托葡萄牙的“中立”身份所形成的政治屏障,澳門成爲了華南地區唯一免於戰火的安全區,這種特殊地位促使大量民衆選擇以高昂生存成本換取安全保障。澳門爲收容難民,自身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生活其中的澳門同胞,依然傾儘全力,參與各種賑濟工作。


【後方支援】

抗戰全面爆發後,在愛國進步團體、澳門工商界上層人士的主導和各階層民衆的廣泛動員和參與下,澳門支援抗戰與救亡圖存的運動,以“共拯我被難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爲宗旨,轟轟烈烈開展起來。澳門民間社團組織如澳門總商會、鏡湖醫院慈善會、同善堂、中華教育會、澳門華僑聯合會,以及新生社團或慈善組織如澳門四界救災會、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澳門分會、廣東國防公債總會澳門分會、闔澳華僑賑濟會、澳僑協助難民回鄉會、澳門學生賑濟會、澳門記者聯會等,都爲澳門支援抗戰和救亡圖存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學術、體育、音樂和戲劇界爲代表的“四界救災會”在柿山孔教學校舉行成立大會,匯集澳門當時各方面的青年愛國力量,投入抗日賑濟救亡工作。國家危難關頭,學生組織也動員起來。例如1939年暑假,培正中學學生自治會組織“暴風劇社暑假流動宣傳團”和“培正中學暑假流動演劇宣傳隊”,到中山等鄉村宣傳抗日。澳門依托西江水繫構建了輻射華南戰區的後方支援網絡,其核心功能體現在有組織的青年參戰體繫。


整個抗戰時期,澳門的青年人都有着極強的自驅力走上前線,這種自驅力來源於澳門獨特的戰時教育體繫:首先是大量學校的南遷,七七事變後,日軍便開始對中國沿海進行封鎖行動,廣州、中山、江門等地時常遭受飛機轟炸,部分學校開始南遷至香港、澳門辦學以躲避戰火。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南遷澳門的學校數量更多。隨着這批學校南遷的愛國教師衆多,直接推動了澳門的愛國教育風潮。其次,澳門的愛國救災社會活動吸引了大批的青年參與,通過參與這些社會活動,部分青年人建立了救國的精神認知,再加上校園內組建的進步團體中的互相感染,鼓動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奔赴前線。醫療後送體繫構成另一重要支柱。鏡湖醫院在承擔日常難民救治的同時,還參與了前線傷患的救治工作。


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以其不足20平方公里的地域,承擔了遠超承載能力的曆史重任。澳門實質性地參與了全民族抗戰,其“中立”表象下的積極作爲,深刻體現了澳門同胞與祖國血脈相連的民族認同。這種認同超越了葡萄牙殖民管治的政治框架,形成基於文化根脈與民族大義的共同體意識。

澳門華人抗戰“不中立、不缺位”的曆史真相,有三個顯著特點:


一是持續時間長,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後14年時間,不同時期各有側重與特色。


二是形式多樣,通過救亡宣傳、購買救國公債、義演義賣募款、購買藥物輸送前線、組建救護隊與救護團、青年奔赴前線殺敵、收容難民難童、贈醫施藥施粥施衣、籌款協助難民回鄉等方式支持祖國抗戰。


三是華人社會廣泛參與,其中包括澳門商會、鏡湖醫院與同善堂的領袖與華人精英,文教界名流及澳門本地與外來各學校的師生,華人社會各階層民衆等,積極響應抗戰救亡號召,不分貧富貴賤,不管能力大小,通過出錢捐物積極參與抗戰救亡運動,形成了南陲“孤島”全民抗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