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專題】與釋智明師父切磋中國傳統哲學精神（連載一）
編者按：
本報曾於019061期（2021年1月8日）、019063期（2021年1月22日）、019064期（2021年1月29日）一連三期刊載了釋智明師父的《探析中國哲學精神》一文，文章引起學界關注及相關回應。本報自019070期開始連載由資源經濟學家及長期從事哲學研習的學者唐咸正先生撰寫的《與釋智明師父切磋中國傳統哲學精神》一文，旨在建立一個對話、探討之平臺，令更多的學術觀點和學術精神在這裡碰撞出新的火花。此亦為《澳門導報》辦報之宗旨與初衷。
（唐咸正）
春節前，拜讀釋師父連載于《澳門導報》上的大作:《探析中國哲學精神》後，產生三點感觸:其一，釋師父已放下塵緣，皈依佛門，還潛心鑽研中國傳統哲學，並取得可喜成果，其追求真理的精神值得學習;其二，釋師父“慧眼識珠”，所選的這個論題是一個很值得深入探討，也很有意義的重要課題。因為，哲學精神是文化精神的精髓，而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延綿五千年未斷，對我“中央之國”、中華民族的延綿不絕和繁榮昌盛已發揮過、並必將繼續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故這個命題不僅值得專業哲學工作者進行系統深入地探研，也很值得哲學愛好者的關注、學習和參與切磋。因為，這本身就是傳承和發揚光大中國傳統哲學精神持續不絕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
相信通過真誠的切磋，不僅可以使參與者達到共同提高的目的，還或許能對中國傳統哲學精神的發揚光大有點滴貢獻。
一.對文章的幾點切磋意見
(一)題目與內容不完全相符合
釋智明師父的題目是《探析中國哲學精神》，“中國哲學”應該包括“中國傳統哲學”和“中國近現代哲學”兩大部分。後者是指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哲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傳入中國，受其影響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哲學，又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如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最具代表性。釋師父文章中涉及的哲學皆屬於“中國傳統哲學”的範疇，基於名實應該相符合的原則，我決定把與釋師父切磋的文章題目定為《……切磋中國傳統哲學精神》。
為了準確地把握中國傳統哲學精神，必須具備一些必要的基礎知識，而這些知識正是文章所不完全具備的，故我的論述從這裡開始。
(二)文章對整個哲學尤其是中國傳統哲學欠缺系統深入的探研
這主要表現在:
1.文章對中國傳統哲學形成時期的觀念模糊。
據雅斯貝爾斯提出的“軸心突破”理論，世界古代文明在西元前第一個千紀內，“哲學的突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發生於中國、印度、以色列(波斯)和希臘等地，致使人們對宇宙、人生……的體認和思維都實現一次精神大躍動，並最後導致系統性哲學史或思想史的發端……完成了內涵各異的“軸心突破”，都創建了一個獨特的超越世界，如希臘的“理型”……中國的“道”。在雅斯貝爾斯看來，它們恰好是不同文明“超越”的具體表現，是希臘和中國等國家哲學產生的基本標誌。中國哲學界對雅斯貝爾斯的這個理論是基本認同的。並認為，中國傳統哲學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儒、墨、道等學派的形成是其基本標誌。基於這一認識，釋師父在論述被其視為哲學精神的“自強不息”時，把《山海經》中的遠古神話傳說（如:女媧補天、夸父追日、精衛填海、大禹治水等)當作例證來使用，顯然是不恰當的。但若是將它們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例證來使用，倒是合適的。
2.文章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特點欠缺深入瞭解。
由於中西方傳統哲學在研究對象和追究的目標上存在明顯的差別，至使兩者在所運用的基本思維方法、成果的內容及其表達形式和客觀存在形態等上面，都具有明顯的差別。
西方傳統哲學以自然宇宙為研究對象，以追究終極真理為標的，其基本思維方式為思辨理性，其中的“思辨”是相對於經驗思考而言的，指不依據日常經驗知識，僅憑純理論、純概念的運思來解答思辨心靈最感興趣的一切問題。“理性”是指形成概念、判斷、推理和論證等的邏輯思維活動，主要運用的是亞里斯多德首創的傳統形式邏輯，到近現代演進為現代形式邏輯；其思維成果的基本內容為“物理學（實為人類開蒙時期的自然科學）之後”的形上學——自然哲學；其基本表達形式為語言(包括口頭語和書面語，下同。)形式;其客觀存在形態一般皆為精心結撰，首尾貫串，自成體系的哲學著作;
中國傳統哲學以社會客體為研究對象，並對其中不可知的人生和社會憂患給予格外的關注，還以自省自我心身為重要內容和以體認價值理想為目標，其基本思維方式為出於形上生活的體悟內證，最基本的是直覺思維方式，又包括直覺方法、靈感方法和頓悟方法等。如:老子的“玄同”、“玄覽”直覺方法，莊子以心齋坐忘的心靈淨化工夫，來達到內心體驗和直覺參悟的方法，孟子的逆覺體征方法，程顥的形上天理領悟方法等。
其成果的內容如〔中國臺灣〕方東美教授的概括：相對於西方“物理學之後”的形上學，中國“為倫理道德之後、意境美感之後，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之後或萬法緣起之後”(本文作者將最後一個“之後”拓寬為“神學之後”)富含哲理的形上論述；其思維成果的表達形式，因“道”的超言絕象，各種形上哲理的“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特點，導致中國傳統形上哲理，都難以用符合語法規則的語言來表達，“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這種表達的一個典型案例。
為了擺脫這種表達上的困境，中國古代的“士”們常借助形象思維方式的基本單位——“意象”或/和“意境”來實現。寓言體裁之所以成為《莊子》的基本體裁，就是因為莊子善於創造“喻象”(又大體上可分為三類，即比喻喻象、象徵喻象和神話喻象。)來表達自己頭腦中難以言傳的形上哲理;其客觀存在形態皆為內含于並分散於中國古代的諸子之學和其他經典著作(如：四書，五經，《史記》等史書，《孫子兵法》等兵法書，《黃帝內經》等醫書，《樂論》、《樂記》、《文心雕龍》等藝術和美學論著等和《心經》等佛學經典等)之中的形上哲理論述，沒有形成哲學專著。(關於《易傳》是否已完全是一部哲學著作，本文作者將在後面予以討論。)正是因為這個特點，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法國後現代哲學家德理達等都認為，中國沒有“哲學”。但我國近現代哲學家的主流認識是：從內涵貫通的維度講，中華民族確實有著自已的哲學思考……中國也有哲學。
綜上概而言之，中國傳統哲學具有如下鮮明的特點：為人文社會科學和神學之後的學問，並內含于且分散于這些人文社會科學和神學的經典文本中，沒有形成哲學專著。
（未完待續。歡迎關注下一期內容：3.文章對東方傳統哲學具有統一整體性和動態性特點及其意義欠缺深刻理解；4.文章對古今中外哲學共同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特點欠缺深入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