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中國共產黨犧牲精神的理論形成（連載十二）

【摘要】

為了理想信念甘於犧牲乃至奉獻生命的犧牲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奠基的政治品格。作為理想主義的集中體現，犧牲精神尤其是殉道行為在傳統中國一般只屬於智識階層，中國共產黨較為成功地將其推廣向普羅英雄，呈現出理想主義平民化的特徵。中國共產黨用集體主義式的“革命英雄主義”揚棄了傳統生死哲思，並且訴諸老百姓的利益訴求與心理特點以減輕生死顧慮。犧牲精神的理論形成與機制推廣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信仰上獨特的政治智慧。

作者丨陳晴

來源丨昆侖策研究院

轉編丨“北京大學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於《社會主義研究》2023年第3期

（續上期：二平民接納理想主義：集體主義式犧牲精神的推廣與維持⑦（三）激情加持：集體情緒的共振與決斷勇氣的抬升②）

三 結語：由集體主義通往理想主義的新路

以道德完善推動善治，是中國傳統政治的特點。然而，刑不上君子，禮不下庶人，道德理想主義的主人公都是受教育的精英群體。犧牲精神也不例外，《禮記•檀弓》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的說法，正是這二分的寫照。建立政治現代化的民族國家，不能只靠智識階層普渡蒼生，而要靠“凡人”的自救與互救。如何使理想主義的政治前景下達普通民眾，成為近代中國政治團體共同面對的問題之一。孫中山改造國民黨時，也致力於將早期革命志士“不怕死”的犧牲精神傳播全黨[69]。

國民黨也並不缺乏理想教育，但據自己的部署觀察，即 中國共產黨清楚地意識到，思考與自省固然是提高“道德覺悟”的方式，但更為關鍵的是如何引導個體融入集體，將組織意願轉變為組內共識進而訓練為第二本能。普通人初入組織可能抱有“搭便車”的僥倖心理，中共通過講明為何要犧牲、為誰犧牲的道理，讓價值座標從“沒活過就為他人送死”轉移到“為了親人般的同志以及貧苦人的未來解放而犧牲”。追求個人利益是人性本然，因此中共在制度設置上強化集體與個人利益的一致性。即便在道理與利益的引導下仍心存抵觸，普通人在激情狀態等非理性的潛能在組織藝術中的調動下，也能履行最終的覺悟。

馬克思在批評施蒂納時提出，“共產主義者既不拿利己主義來反對自我犧牲，也不拿自我犧牲來反對利己主義；在理論上，共產主義者既不是根據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根據那誇張的意識形態的形式去領會這個對立，而是揭示這個對立的物質根源，並指出這種對立隨著物質根源的消失而自行消失。”[71]歷史事實表明，革命戰爭年代人們對生命的價值衡量與今日不可同日而語。對於組織而言，犧牲精神是社會崩解、民族危難時組織挽救國運的精神需要；對於個體而言，在有限的選擇下，比起饑寒交迫而死，為民族贏得解放與為後輩不做奴隸的鬥爭具有相當的吸引力。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對比其它高度反思的生死觀，中共的犧牲精神確實樸素，卻成了平凡人的偉大，成為中國人民“站起來”的精神支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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