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爭鳴】三教文化對監利縣民俗的影響（十六）

摘  要
道為基、儒為柱、佛為梁，儒釋道三教文化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源遠流長，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源泉。地處江漢平原腹地，荊楚中心地帶的監利縣（注： 監利縣屬於湖北省荊州市），受三教文化的薰陶已久，監利民眾歷來具有相容並蓄的心態，量周沙界的胸懷，心包太虛的思想，擅取各家之長，融會諸教之善。因此，民風淳厚，士多好學，民力耕織，崇禮讓，勤節儉。表現在孝道觀，教育觀，生死觀，婚姻觀，甚至滲透於日常生活的點滴中，由監利民風折射出三教文化對民眾陶冶的光輝。傳承和發展三教文化，有利於改善人心，構建和諧社會，提供道德滋養，意義深遠。

（續上期 第三節 佛教的影響效果  一、甘露法雨滋潤信眾（3））

第三節    佛教的影響效果

一、甘露法雨滋潤信眾（4）

《縣誌》載：“夏學仕，敦仁好義，會明季兵燹，家資蕩盡，猶經營備棺，以瘞暴骨置高原以葬。餓殍之無歸者，歲時令子弟致祭焉，平生施予多稱是，巡按聶公旌其門曰：種德仁人，享年九十” ，又有王福山，見兩商人渡河不慎落入水中，時值隆冬，遂發心傾囊建橋，人稱“王福山橋”，即今天橋市鎮的古地名。民國時期，留日學生張南溪（橋市鎮人）， 自購兩艘小火輪運送，供災民去湖南謀生（水災）。富商黃少山（橋市黃楊村人），屢次為故鄉監利捐贈大洋、大米、麵粉及興辦學校等善舉，上述人等皆為佛門弟子。人曰：孔子使徒三千，皆使出孝入悌，言為文章，行為儀錶，教之使也；墨子服役百八，皆使赴火蹈刀，死不旋踵，化之至矣。”可見佛陀的甘露法雨滋潤一方的信眾，教化契機。

二、地域佛化特色體現（1）

荊州地區的早課課誦中有普庵神咒，源於監利縣因果寺普庵禪師在北宋仁宗時，說普庵神咒醫治愈仁宗貴妃之重疾，普庵神咒得以廣泛流傳。《監利縣誌》P80載：“因果奇在縣東六十五裡，後晉開運間建，元至正初年，僧慈心聞寺地有聲，掘得古鐘，上掩赤石，內有伽藍普庵二像，遂更名為普庵。國朝年間重修寺，明萬曆三年，清丈編入官，地，免糧有照。”古鐘上有蝌蚪文，另有普庵印及九莖上人的梅花印，連同白童祖師的真身，在抗戰時期燹如兵火。

普庵神咒在監利為三教的共同財富。每當有人起屋造房，讀書人會有這塊地基的四方各念一遍普庵咒，以示清淨，百無禁忌，那麼蓋好的房子當然清吉太平，不管怎樣，心理得到安慰。而道家度亡用普庵咒，並揚幡，上書：“普庵在此！”

監利自古高僧輩出。P543《監利縣誌》載：“無塵禪師，居邑之淩雲宮，苦行修持，為靜室於刹旁閉關不出。人求見則開竇立譚，如是者十餘年，一日啟門設茶果召相識者曰：我以某日去，與諸君別。至數日持木魚升座朗誦心經，遂瞑目而逝”

不僅生死自在自度，更能度人說法教化。《縣誌》載：“輝霞，不知何許人也，自遠方來，憩於茶庵廟。駐錫於此，招徒數人，為指示佛法，課經餘間，或與賢士大夫講論禪理，他少交接，清風高致，人爭慕之，而廟中香火亦甲於一邑，後以命終，即葬廟旁建塔於上。”

既有法藥救人天，又有世藥救民疾苦。民國初年，南吳村發生瘟疫，只剩下為數不多的老年婦女和兒童，用牛車馱著死者葬在墳地。因果寺白童祖師懸壺濟世，應南吳村族長邀請，救民於水火。白童祖師只帶一待者去南吳村用大悲咒與普庵咒酒淨，然石用中藥冶療患者。開頭幾天收效甚微。白童祖師想到怡山發願文：“饑饉時，我為稻糧；疾疫時，我為藥草。一切眾生皆為過去父母。俗話說，郎中有割股之心，介子尚且割股啖君，我何不效仿？”於是白童祖師兩次割股作藥引，治癒了南吳村瘟疫。對南吳村送來的金銀分文不取，悉數退還。後橋市鎮士子用匾額對聯贊白童祖師：

慧日麗中天，滅盡瘟疫之霜露；
慈雲覆大地，滋榮福壽之根苗。

（未完待續。歡迎閱讀下一期“第四章 三教文化對民俗的影響及結果第三节佛教的影响效果 二、地域佛化特色体现（2））